1
我，出生在湖南衡阳一个偏僻的小山村。
我们村里地势不太好，崎岖，农田不成片，一半的农田在山上，一半的农田在平坦处，山上的田地自然是大家最不想种的，遇上干旱的天气，水塘也不能放水，怕鱼被干凅死，于是，需要用抽水机从低处水深的水塘抽水，或者人工去挑水，才能挽救一块田的收成。
为了公平起见，80年代分田地的时候，就是按区域来分的，每个区域，每家都有份，平坦处、山坡、山腰、山顶处都有，这样的不足之处就是，田地都是东一块，西一块。
那时候没有机器，每年收割稻谷的时候，都是靠人工打谷子，一个打谷机，需要父亲和母亲两个人，一人抬一头，一起抬到田地里，通常，打完这块田的稻谷，接着又要抬到另外一个地方。
田地难种，山上土地的土质也不好，因为是沙土地，大多数的果树也难以种活，放眼望去，都是一片杂草，只有到了每年秋天的时候，会成片片的野菊花野蛮地开放着，也算是一片难得的繁花。
地势不好，又无其他可收成的东西，那时村里的人都没有什么出路，爷爷家里很穷，为了能让父亲和叔叔他们成家，爷爷带着父亲和叔叔在一个亲戚家（这个亲戚是我们镇上煤矿的矿长）做了将近两年的帮工，帮工就是帮别人家里干各种农活，就这样，才为父亲和大叔谋得了一份煤矿下井工人的工作。
有了这份工作，一家人每月至少能有一点看得见的收入了，父亲也是因为有了这份工作，才娶到母亲，毕竟80年代初，工人身份还是很值得炫耀的。
我们有三姐弟，家里孩子多，又要读书，父亲虽然有一份微薄的收入，但对于养活那么一大家子人来说，终究是捉襟见肘的。
为了减轻负担，母亲尽可能多地为父亲分担，在家里种了很多田，平时能让我们几个孩子帮忙的，就尽量让我们做，大多都没让父亲操心，只有农忙的时候，父亲会矿工几天回来帮帮忙。
日子虽不算宽裕，但也不算是最苦的，比起身边有些同学，他们的父母一年到头都在家务农，我们又稍微好点，毕竟，每月多少还是有点钱。
2
在煤矿上班，看过王宝强演的《盲井》就知道，在井下工作就是那样的场景，一进去，工作8个小时出来，只能看到两个眼珠在骨碌碌地转，分不清谁是谁。
井下挖煤也有一定的危险性，每一个在井下工作的人，都是从小工慢慢做到大工的，大工对技术的熟练度要求会更高一点，承担的责任也比小工多，收入自然也比小工多一点。
读小学三年的时候，父亲终于被升为大工了，记得那会，他为此还高兴了好一阵子。
父亲上班的地方是在镇上，按三班倒的制度轮流上班，每逢早班转晚班的时候，父亲趁这期间有24个小时的休息，会在当天6点下了早班后，走二十几里山路赶回来看我们。
山村里，天黑得会更早点，有时，我们听到屋外传来一步步的脚步声，就会立马打开门看看，是不是父亲回来了。
父亲很心疼我们，虽然经济不宽裕，每次回来，他还是会想方设法带点吃的东西给我们。儿时，除了过年，平时若能有一点零食吃，那对我们来说，真的就是山珍海味，哪怕是一个橘子，一个苹果，都能让我们高兴半天。
记得有一次，正值出菠萝的季节，放学路过商店门口时，闻到菠萝飘过来的香味，简直要流口水，但我没有钱买，母亲也从来舍不得给我们买这些。
那天下午，我做完作业，正在帮妈妈洗碗，远远地看到父亲的身影从房屋的那一头走来，手里提着一个袋子，我赶紧飞奔过去，接过袋子，打开一看，里面就有两个菠萝，那是我心心念念的菠萝啊。
我兴奋得跳起来，一手提着菠萝一手抱着父亲转圈，父亲看到我那高兴的模样，笑呵呵地说：“就知道你这个小馋猫会想吃。”
有了好吃的，连菠萝身上的刺我也不害怕了，拿起菜刀也敢削，酸酸甜甜的菠萝一进口，那种强烈的幸福感，让我觉得，再辛苦的农活也不辛苦了。
原来，知女莫若父。
父亲在井下工作，每次上工时，都是提着一个铁桶，桶里再一块肥皂，一块毛巾，一块斧头，几件换洗的衣服，就哐哐当当出门。
有用到斧头的地方，常年累月，身上自然少不了一些伤，父亲手上、脚上的指甲缝里，都是黑黑的，那是煤炭浸润的，手臂上和腿上还有一块块黑的，儿时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，会一边抚摸，一边问父亲：“爸爸，你这皮肤里面为什么是黑色的？是洗澡没洗干净吗？”
父亲一边抽烟一边漫不经心地回答我：“是煤块。”因为，那对他来说，为了养活我们，这份工作，别无选择，却又是最好的选择。
我那时还不能体会，煤块都能镶嵌到肌肤里，该是怎样的一种体验。
直至多年后，才明白父亲当初养育我们，多么不容易。
3
在父亲的庇护下，我们过了十几年安稳的日子，虽然不富足，但也过得去。
读初中的时候，父亲胸口开始有隐约的疼了，那时他也没有放心上，想着还要供我们三个人上学，他不能停。
初中毕业后，我选择了一所大专，想早点出来工作，那时姐姐也刚步入社会。父亲想着，自己再辛苦三年，就差不多可以转到地面来工作了，也就轻松了。
可井矿，也是常出事故的地方。
2006年冬天的一个夜晚，我在学校读书，那天白天还下了一场大雪，夜晚，我在梦里，第一次梦到了父亲，他朝我笑，笑着笑着，就突然掉了下去，掉进了很深的一个深渊，我一下没抓住，被吓得从梦中惊醒。
第二天一早，我赶紧用学校的公用电话打电话给母亲，这才得知，那天父亲真的出事了，他在井下搭架子的时候，煤突然塌了，把他们几个人都埋在了地底下，父亲在坍塌的那一瞬间，从架子上跳了下来，被救援人挖出来的时候，他的双膝蜷缩在胸前，已经昏迷不醒了。
父亲住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的院就回家了，他怕花太多钱。
从医院回来后，趁我们不注意时，他看了又看，后来，他跟母亲说：“看着孩子，我强忍着泪没掉下来，当被煤盖住的那一刻，想着自己千辛万苦生养的这几个孩子，还没亲眼看到他们长大，自己就要先离开了......”
自这次之后，父亲的身体就每况愈下了，单位终于有了免费检查职业病的名额，父亲去检查，结果显示是尘肺病二级了。
按他的身体情况，应该是不再适合到井下工作了，父亲想着我还有一年就毕业了，咬牙硬撑着，现在想来，如果当时我没有读那一年，或许，现今，我还是一个有父亲的人。
2007年，我毕业的那年，父亲终于转到了地面。那时，他爬一段楼梯就会很喘了，脸色也不好看，蜡黄蜡黄的，眉头常常紧锁着，不再像年轻时那样，难得见一次笑容。
我一毕业就离家了，父亲能做的事变得越来越少，以前他能抬的，能挑的，能搬的东西，在这时，对他来说都犹如一座大山一般，似千斤重，只要一费力，他就会大汗淋漓，气喘吁吁，半天缓不过劲来。
眼见自己这幅模样，他就越着急，母亲听从医生的嘱咐，开始让他戒烟，戒辣椒，所有对他肺部会有刺激的东西都不能再碰。
为了戒烟，从未对母亲动过手的父亲，第一次为了与母亲抢烟，失手给了母亲一个耳光，之后，也花了大半年的时间，父亲才真正脱离烟。
为了戒辣椒，母亲开始不种辣椒，不做任何有辣椒的菜，父亲就偷偷地自己种，偷偷买辣椒粉，烧辣椒油，然后偷偷藏起来，趁母亲不注意时拿出来吃。
当一次次被呛得鼻涕眼泪一大把，胸部疼痛感加剧的时候，父亲就搬一条凳子，坐在门口，眼睛呆呆地望着我们家门对面的那座山，那座山，曾在无数个傍晚，有他上班路上来去的脚印和身影。
随着身体病痛的次数增加，父亲眼里的落寞，越来越多，他的语言，也越来越少。
4
2008年，刚过完年没多久，我才回到广东上班，突然接到姑父的电话，父亲病情加剧了，呼吸急促，缓不过来，叫了120送去县城医院抢救。
当时最能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做肺部灌洗手术，小叔帮我在网上找到河北北戴河一家医院，是专门帮矽肺工人做肺部灌洗手术的，通过寄CT片和其他测评数据 ，医生说可以试试。
就在2008年底，抱着试试的态度，我和母亲陪着父亲来到了北戴河，当时只买到了两张卧铺票，那天晚上，我把父亲和母亲送进车厢后，折身去找自己的座位，待我坐下来，掏出手机一看，收到了一条这样的信息：
“谢谢你，辛苦你了。”
是父亲发来的，是不善言辞的父亲发来的，平时一个连普通话都不会说的人，用书面语给自己的女儿发了一条这样的信息。
曾，父亲给了我生命，用尽一切努力来养育我；而今，仅因我尽了一点力来挽救他的生命，他对我说感谢。那种感动，无法言说。
大概是医生点燃了父亲对生的希望，父亲的心情明显看到好转了起来，整个治疗过程也非常配合，做完手术回来之后，父亲的身体确实比之前又好了很多，走路不太喘了，也能走好长一段路，速度比妈妈还快了，脸色也红润了不少，甚至还稍微长胖了一点。
这样的好景持续了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，父亲又感觉呼吸困难了，从半年住一次院，逐渐增加到一个季度住一次院，慢慢地，稍微不注意，就会感冒，气喘得厉害，母亲生怕他着凉，让他穿的衣服也比一般人要厚。
2014年，生完大宝刚满3个月，父亲又被急救了，我们收到医生下的第一封病危通知书，接着出院之后，几乎是每个月都往医院跑了。
2015年，从过完年，父亲几乎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医院度过的，手臂上到处都是针孔，有时，他会在电话里跟老家的邻居吐槽，“这辈子真的不想再打针吃药了。”
最后一次，连续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的院，都已经快要出院了，父亲似乎对自己的生命有感知，那天下午，他把身边所有亲人的电话都打了个遍，没多久，就被送进了重症室，挨过了7天之后，我们没有等到父亲醒来。
那是6月份，湖南的夏天才刚刚来，带父亲最后一次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我望着路边飞快后退的树木，一切都是生的气息，急救车的司机把车开得飞快，他在帮父亲赶时间，想让父亲能挺到家。
我的父亲就这样离开了我们，在我25岁那一年。
父亲刚离开的那阵，我总觉得他没有离开，他的声音、相貌明明很清晰地能显现出在我的脑海里，我甚至还清楚地能忆起，他第一次带我去学校时的场景，他蹲坐在学校的泥土操场上，我从后背抱着他的脖子，缠着他说：“爸爸，我要上学，我要读书。”
“你真的要上学吗？那我出几道题给你做，你要是能做出来，我就去给你报名交学费。”
父亲那次真的给我交学费了，一路上，我跑着，跳着，唱着，父亲笑着......
一切恍如昨日，而今，无论我怎么样搜寻，也找不到这个人了。
